趙樸初居士（1907—2000），是中國當代杰出的宗教領袖、社會活動家，在國內外佛教界和宗教界有著廣泛影響，深受廣大佛教徒的尊敬和愛戴。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他長期擔任中國佛教協會的領導工作，為中國佛教事業的傳承和發展貢獻了畢生心血。在長期的工作實踐中，趙樸初居士以佛教精神為底蘊，形成了既蘊涵中華傳統文化精華又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豐富思想。這些思想有的成為改革開放后中國大陸佛教事業恢復振興的指導思想，有的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制定、完善宗教工作方針、政策和法律的重要參考，有的成為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明智指引，是一筆值得我們珍視、繼承的寶貴精神財富。趙樸初思想研究，是當代中國佛教史的重要課題，對全面總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佛教發展的歷史經驗，對今后中國佛教事業的持續發展，對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重要意義。
趙樸初居士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五日生于安徽省安慶市（原籍安徽省太湖縣）。幼承家學，勤于文史哲的研習。大學時代開始接觸佛學，后深入探索佛教各宗哲理教義。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曾任中國佛教會秘書、主任秘書，致力于佛教及社會救濟事業。新中國成立后，趙樸初居士參與發起和籌備成立中國佛教協會的工作。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趙樸初居士擔任副會長兼秘書長，主持中國佛教協會的日常工作，為新中國全國性佛教組織的成立，為中國佛教擺脫舊社會的桎梏、適應新時代的變革，為全國三大語系佛教四眾弟子的團結和對外友好交流工作貢獻了智慧和力量。改革開放后，趙樸初居士長期擔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他把佛教的教義圓融于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之中；圓融于維護民族和國家的尊嚴，捍衛國家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偉大事業之中；圓融于促進中國佛教界與世界各國佛教界友好交往的偉大事業之中，為中國佛教的恢復振興和對外友好交流作出了卓越貢獻。
回顧總結趙樸初居士一生的經歷，他的思想及其對中國佛教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主張“佛教是文化”
趙樸初居士主張從文化的角度認識宗教，突出宗教的社會功能，推動社會各界破除“極左”思想影響下對宗教的僵化認識，全面、深入、客觀地認識和評價宗教。他指出：“佛教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
[1]“佛教對中國文化發生過重大影響和作用，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燦爛輝煌的佛教文化遺產�！�
[2]“大乘佛教傳入中國后，和中國文化相結合，……使佛教成為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他倡導深入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彰顯佛教的文化品格和文化地位，號召佛教界自覺運用佛教文化的精華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供養料。這些觀點和主張，從民族精神、文化傳統、古為今用、契理契機的角度，巧妙、深刻地闡發了佛教超出宗教自身的普適價值和廣泛意義，增強了社會各界對佛教的認同感和親切感，為佛教事業的恢復發展贏得了空間，緩和了阻力。
二、提倡人間佛教思想
趙樸初居士在《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中指出：“我以為在我們信奉的教義中應提倡人間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內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攝、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廣大行愿�！鹜映錾谌碎g，說法度生在人間，佛法是源出人間并要利益人間的。我們提倡人間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凈化自己，廣修四攝六度以利益人群，就要自覺地以實現人間凈土為己任，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崇高事業貢獻自己的光和熱�！彼源蟪朔鸾虖V大的行愿精神為契合點，將佛教的經典教義、修行實踐、建設人間凈土的理想與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圓融在一起，將傳統的佛教教義融入時代精神的主流，闡發并指明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嶄新時代背景下，人間佛教的核心理念和實踐方向，是對人間佛教思想的豐富和發展，也為中國佛教事業與時俱進提供了道路指引。
三、提出佛教自身建設的理論
趙樸初居士在《中國佛教協會四十年》中指出：“在宗教信仰自由這一必不可缺的外緣具足的情況下，佛教自身建設的好壞是決定佛教興衰存亡的根本內因。自身建設的重點是以戒為師，大力加強建立在具足正信、勤修三學根基上的道風建設；自身建設的關鍵在于培養佛教人才，提高四眾素質。只有這樣，佛教才能保持其健康的機體和活力，延續慧命，弘法利生，莊嚴國土，利樂有情�！�
[4]“根據當前的形勢和我國佛教的實際情況，著眼佛教事業建設與發展的未來，各級佛教協會和全國佛教界都必須把注意力和工作重點轉移到加強佛教自身建設、提高四眾素質上來。加強佛教自身建設，就是加強信仰建設、道風建設、教制建設、人才建設、組織建設。這五個方面，信仰建設是核心，道風建設是根本，人才建設是關鍵，教制建設是基礎，組織建設是保證�！�
[5]佛教自身建設理論是在落實宗教政策和佛教事業恢復取得階段性成果的歷史背景下提出的，回答了如何在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形勢下，保持佛教的清凈莊嚴和佛教徒的正信正行，進而發揮佛教的優勢，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重大課題，指出了加強佛教自身建設的五個方面、各自地位和相互關系，為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國大陸佛教事業發展實現注意力和工作重點轉移指明了方向，也為改革開放時代中國佛教的自身建設提供了理論框架和論述體系。直到今天，中國大陸佛教界的自身建設依然沿著趙樸初居士提出的理論框架付諸實踐，并在此基礎上根據時代因緣變化探索發展創新的道路。
四、闡述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協調的觀點
趙樸初居士指出：“中國佛教必須而且能夠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或相協調。佛教與政權相分離，不干預國家的行政、司法、教育，不進行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宣傳；佛教不受外國勢力支配；佛教徒愛國守法，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繼承和發揚中國佛教優良傳統，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這是實現‘相適應’或‘相協調’對佛教的基本要求�！h和政府切實認真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真正把宗教信仰作為公民的私事，從法律和政策上保護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權利和宗教的合法權益，這是實現‘相適應’或‘相協調’的基本前提。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或相協調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
[6]“相協調”的理論，從宗教與黨和政府兩方面解答了佛教乃至宗教如何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或相協調的問題，為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存在、發展和發揮積極作用提供了理論依據，為中國共產黨宗教工作基本方針的形成、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和參考。擔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期間，趙樸初居士運用自己參政議政的權利和社會影響力，積極協助黨和政府全面正確地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代表廣大佛教徒的利益對國家有關法律、政策的制定提出意見和建議，將護持佛法的工作融入中國政治發展和制度建設的時代潮流中，為佛教在當代中國契理契機的傳承與弘揚發揮了重要作用。
五、提煉中國佛教的特點和優良傳統
趙樸初居士指出，中國佛教具有全面性、豐富性、廣延性三個特點[7]，提倡發揚“中國佛教農禪并重的優良傳統，以利于我們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應當發揚中國佛教注重學術研究的優良傳統，以利于我們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應當發揚中國佛教國際友好交流的優良傳統，以利于我們積極參加增進同各國人民友好，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和維護世界和平的事業”。[8]這些思想，不僅從宏觀歷史的角度高度概括了中國佛教的鮮明特色，而且為當代中國佛教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借鑒，為古老佛教參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指出了途徑和方式。
六、提出“黃金紐帶”的構想
趙樸初居士一生致力于中外友好交流活動，特別重視延續與發展中韓日佛教傳統法誼，充分發揮佛教在國際交往中的文化紐帶作用。一九五一年，趙樸初居士代表中國佛教界贈送象征慈悲、和平的觀音菩薩圣像給日本佛教界，打開了中日民間友好交流的大門。隨即，日本佛教界發起了護送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在日殉難烈士骨灰回歸祖國的活動，受到周恩來總理的高度贊揚。一九六二年，趙樸初居士倡議中日佛教界共同紀念鑒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周年，日本佛教界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紀念活動，廣泛宣傳中日友好傳統。一九八〇年，他推動和組織了鑒真和尚圣像回中國探親活動，掀起了中日民間友好交流往來的高潮，為中日邦交正�；於巳罕娀A。
[9]一九九三年，在充分、深入回顧三國佛教愈千年傳統法誼的基礎上，趙樸初居士提出佛教是中韓日三國友好交流“黃金紐帶”的構想，他指出：“中韓日三國人民、三國佛教徒之間有著悠久、深厚的親緣關系。在地緣環境上，我們山水比鄰；在文化習俗上，我們同溯一源；在宗教信仰上，我們一脈相承。有許許多多的紐帶把我們緊緊聯系在一起，不可分離。在所有這些紐帶中，有一條源遠流長、至今還閃閃發光的紐帶，那就是我們共同信仰的佛教。我曾送給它一個形象的名字：‘黃金紐帶’�！厮輾v史，佛教在中韓日三國人民的文化交流中起著媒介的作用�？梢哉f，佛教上的合作與交流是中韓日三國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最核心的內容�！�
[10]“黃金紐帶”的構想既實事求是又生動形象地指出了佛教在中韓日文化交流、民間往來中的重要作用。在“黃金紐帶”構想的推動下，中國佛教協會與韓日佛教界輪流主辦中韓日佛教友好交流會議，迄今已成功舉辦十六次，實現了中韓日佛教交流機制化，為傳承、發展中韓日佛教傳統法誼，促進當代中韓日文化交流，增進三國人民的友誼，維護東亞乃至亞洲和平穩定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得到中韓日社會各界的矚目和贊譽。
以上從六個方面簡要論述了趙樸初居士的主要思想及其對中國佛教發展的貢獻。深入研究趙樸初思想，其目的一方面是實事求是地反映趙樸初居士思想的全貌，論述其主要內容，揭示其精神實質、框架體系、內在聯系，探索其與歷史傳統、時代潮流、社會發展的因緣關系，指出其實際作用、現實影響和歷史意義；另一方面是為了給今后中國佛教的發展提供可資借鑒的參考和經驗。毋庸諱言，按照這樣的目的，本文并不能涵蓋趙樸初居士思想的全部內容，每方面思想也只是指出了其核心觀點并簡要論述了這些思想的貢獻，有待于進一步從縱橫兩方面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希望有志于此的佛教同仁和學術才俊在此基礎上深入探究，必將取得更加豐碩可喜的成果。
[1]趙樸初：《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系》（一九八六年），《趙樸初文集》下卷，華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801頁。
[2]趙樸初：《要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一九八六年），《趙樸初文集》下卷，華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797頁。本文是趙樸初居士與幾位青年朋友的一次談話。原載于《法音》1986年第2期。
[3]趙樸初：《佛教和中國文化》（一九八四年八月），《趙樸初文集》上卷，華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702頁。本文是趙樸初居士出席第十四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大會時，向大會舉辦的佛教學術座談會提交的學術論文。原載于《法音》1985年第2期。
[4]趙樸初：《中國佛教協會四十年》（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五日），《趙樸初文集》下卷，華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6頁。本文是趙樸初居士在中國佛教協會第六次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報告。
[5]趙樸初：《中國佛教協會四十年》（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五日），《趙樸初文集》下卷，華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7頁。
[6]趙樸初：《中國佛教協會四十年》（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五日），《趙樸初文集》下卷，華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4—1235頁。
[7]趙樸初：《佛教和中國文化》（一九八四年八月），《趙樸初文集》上卷，華文出版社2007版年，第698—699頁。
[8]趙樸初：《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五日），《趙樸初文集》上卷，華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563頁。本文是趙樸初居士在中國佛教協會第四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上的報告。
[9]《趙樸初文集》編輯委員會：《趙樸初同志生平》，《趙樸初文集》上卷，華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頁。
[10]趙樸初：《中韓日佛教友好交流會議開幕詞》（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趙樸初文集》下卷，華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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